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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促进了“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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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 12:33:31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小倒霉蛋 于 2015-1-2 14:01 编辑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劝学篇》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张之洞因此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人物。关于“中体西用”思想与《劝学篇》,前贤今哲既有专门着作,也有专题论文。笔者试从《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传播的角度略做探析,以请教于方家。

  一、《劝学篇是》 “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代变迁使人们形成不同的观念。近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之涌进来的,不仅有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而且有近代西方的宗教学说、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在古老的中国激起了强烈的震荡,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多方面交流冲突,中华民族既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又存在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千年巨变,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成为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魏源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要战胜敌人,就要向敌人学习。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魏源的主张变成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扭曲成了师夷长技以制民。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本西辅”思想。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中本西末”思想。这些思想,反映着鸦片战争之后对于中西文化关系认识演变的历程,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兴办机器制造、开办学堂等,主要体现在技艺、富强之术等层面上。甲午中日战争中,洋务派精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订立《马关条约》,标志着洋务派强国御侮理想的破灭,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先进的人们认识到不能仅仅效仿西方的船坚炮利,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南溪赘叟(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七十五册上发表《救时策》,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
  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逐渐传播开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年1月),前署江苏按察使、江苏候补道朱之榛在《万国公报》第八十四册上发表的《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孙家鼐的《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都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话。朱之榛言:以“冀开海内风气”。孙家鼐称:
  “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随着“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洋务派、维新派都讲“中体西用”,但缺乏系统的论述,各派各家对“中体西用”的解释也不一致。尤其到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与守旧派矛盾尖锐,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基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及时地推出了“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
  张之洞在学术上,主张学兼汉宋,认为“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主张“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 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表示“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要学其长去其短,“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更要“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张之洞仍然如此,指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新旧歧异,纠纷不断。“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新旧各有弊端,使人困惑迷惘。因此,他“规时势,综本末”,以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学与西学互补契合的方式,着《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既要维护中国的纲常伦理,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
  《劝学篇》分内外篇。内篇九篇。同心篇,主张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教忠篇,宣扬清朝的良法善政、深仁厚泽。明纲篇,认为三纲五常,“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知类篇,讲西方人分五大洲人为白、黄、棕、黑、红五种,要知类保种。宗经篇,讲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分歧难定,应以《论语》《孟子》等来权衡折衷。正权篇,认为 民 权 之 说 是 乱 政 之 言,“无 一 益 而 有 百害”。 循序篇,主张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以“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守约篇,讲究先博后约,欲存中学,必自治要而守约开始。
  去毒篇,认为以明耻教化天下,其必自戒烟始。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多为旧学的范畴,主张也类多守旧之言,但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现实来看,其中也带着焦灼的忧患情结、激越的图强意识,并显示出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
  外篇十五篇。益智篇,讲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游学篇,论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设学篇,主张广立学堂,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 废。”
  政艺兼学,政尤急于艺。学制篇,论西国学校,教师有定程,弟子有适从,授方任能,择善而从。广译篇,主张广泛翻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阅报篇,讲外国报馆林立,有官报宣传国是,有民报传达民情,有利于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预防。变法篇,认为专己袭常,不能自存,应当变法。“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变科举篇,主张所习与所用,事必相因。“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农工商学篇,讲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民农工商,利乃可兴。兵学篇,论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士兵易练,教将领难成。
  矿学篇,讲矿学是兴地利,其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铁路篇,讲铁路是气脉,修筑铁路以通血脉。会通篇,论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摒弃之,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
  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要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非弭兵篇,讲我无兵而望人弭之,重为万国笑。苟欲弭兵,莫如练兵。非攻教篇,讲异教相攻自古而然,攻教堂、攻教士是恶人逞小忿而败国家大 计。 外篇 十 五 篇,“所 言 皆 求 智 求 勇 之事”,主要针对当时变法维新事宜而言,这些是可以作为维新教科书的。
  《劝学篇》内外共二十四篇,虽有内外之分,内篇亦讲西学,如同心篇言:“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循序篇讲:“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外篇也说中学,如游学篇言:“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旁征博引中国文献典故、人物事件等,新旧兼采,中西杂糅。其精神概括为五知: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知“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在海 外 不 忘 国,见 异 俗 不 忘 亲,多 智 巧 不 忘圣。”
  从务本、务通两方面,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成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家之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劝学篇》提出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等 具 有 深 远 意 义 的问题。
  《劝学篇》之所以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除了先哲今贤所说过的诸多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因素:
  其一是集近代以来“中体西用”思想的大成。张之洞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梳理后,指出:“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说法比前人更客观,击破了一些虚骄的泡沫。从《劝学篇》中还可以看到沈毓桂《救时策》的影响,看到朱之榛《上张香帅请立中西学堂书》的影子,也不难看到冯桂芬“中本西辅”和郑观应“中本西末”思想的内容。如果仔细分析,近代关于“中体西用”思想代表者的学说在《劝学篇》中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存在着的。张之洞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对前人学说的博采综合,而且在于自己的别开蹊径、开拓创新。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体西用”思想,论述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多彩,定义区分清楚。如对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论述得系统充分全面;对旧学(中学)、西学,西艺、西政等范畴的论述,在前人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如果说“中体西用”思想,在有些官员那里是奏折或公牍,在有些学者那里是单篇文章或着作篇章,在有些士人那里是想法或说法,而在张之洞这里则成了系统完整的体系、专门的着作,《劝学篇》成了阐述“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
  其二是集张之洞改革、新政实践经验的大成。作为名声昭着的清流派人物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后,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知道圣经贤传已无法解决前所未有的困境,必须改革。在抚晋时初试牛刀,开办洋务局等机构;在督粤时兴办兵工厂,制造兵船等,稍显锋芒;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创办汉阳铁厂、兵工厂等大型企业,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兴办两湖书院等各类学堂,主持卢汉等铁路的修筑,派遣学生到日本等国留学,编练湖北新军,支持《时务报》等报纸的创办发行,资助上海等地学者翻译西方学术着作,处理棘手的两湖教案问题,推广种植美国棉花等新事物,主张稳妥地变革科举制度等,这些实践活动都成了《劝学篇》外篇信手拈来的例证。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使张之洞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在人们心中塑造了务实稳健开拓进取的形象,竖起了湖北新政的旗帜,使武昌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起到了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的作用。同时,张之洞虽是地方大吏,但具有经营八表的气魄、视通天下的眼界,主动上书提出改革建议。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亟练陆军、亟治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等建议,希望皇帝“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与《劝学篇》外篇部分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劝学篇》外篇的内容对纯粹学者来说是设想,或是对别人经验的归纳,而对张之洞来说则是对亲身实践的总结和经验的升华,是对改革建议的综合梳理,因而具有很强的务实色彩。常言说“事非经过不知难”,由湖北新政推动者张之洞论述其措施、经验、教训,自然比局外人更胜一筹,有利于把湖北新政经验转化成清朝改革的设想,描绘出未来中国变革的蓝图。当然,湖北新政也不是孤立进行的,既是近代改革潮流的组成部分,又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借鉴汲取了前期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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