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钱真好赚

辑柔尔颜

    据报载，几乎已在媒体上销声匿迹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去年底突然成了“新闻人物”：他在中国东莞演讲20分钟，进账50万美元，超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成为全球“一字千金”率最高的公共演说家。

    有趣的是，如今中国成了西方过气政客“掘金”的“大金矿”。另据报载，克林顿也曾在中国“掘金”，但与布莱尔相比，似乎矮了一头：2002年，克林顿在深圳一场30分钟的演讲赚了25万美元。

    难怪中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布莱尔踩在一堆钞票上，得意地对身旁踩着一堆显然薄很多的钞票的克林顿说：“老兄，中国的钱真好赚啊！”

    其实，下台政客靠嘴赚钱（演说），或者靠笔捞钱（写回忆录），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总比个别现任政客以权谋私来的光明正大，毕竟，这些前首相或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尽管是“过气”的名气），靠着自己的劳动（不管是靠嘴皮子还是靠笔头子），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不管这种报酬高得多么离谱），总比个别在职官员通过权钱交易捞取私利名正言顺。

    但为什么下台的西方政客特别爱去中国？为什么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富国的中国却成了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淘金的金矿？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远非全球首富的中国？

想来想去，我能够想出的原因无非有这么几条（据说，凡写涉及经济的文章不能没有数学公式，我也不知道我这篇拙文算什么文章，但不妨学学《亲爱的经济学家》的写作手法，试着套用一个牵强的数学公式）：

一、中国人“好客”（无需解释。代码W）；

二、中国人“崇名”（崇拜名人之意，尤其是政坛名人，不管是现任的，还是过气的。代码X）；

三、中国人“重洋”（重视洋人、轻视同胞之意。代码Y）；

四、中国人如今富裕了，敢于大把大把地洒钱了（代码Z）；

五、如果把上述四点列成一个方程式，那么，方程式的解（Q）就是：Q = W + X + Y + Z，翻译成文字，大概就是：西方退休政客应该去中国捞钱。

    谈到中国人的“好客”，我曾有一段亲眼所见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生活时，曾经参加过一个为期一年的涉外法律培训课程。该课程的招生广告说得冠冕堂皇，称法律专业课和法律英语课均由美国律师授课，但后来才知道，法律专业课请的老师，是一位大学法律系刚毕业的实习律师，法律英语课请的老师，则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家庭妇女。尽管如此，这两位美国人在中国也享受了他们在美国根本不敢想象的超规格接待：中方按“外国专家”的规格给他们支付报酬，并安排他们在五星级酒店免费吃住；除此之外，他们每个周末的午饭和晚饭，也都被过分热情的学生提前包下来了，有的学生甚至还为争夺“请客”机会而彼此闹起了不和。当然，某些“请客”的中国学生是“别有用心”：他们想让这两位美国老师提供经济担保，帮助他们去美国留学。但这两位美国人吃请归吃请，却没有把白吃几顿饭与提供经济担保联系起来，结果，这些“请客”的中国学生还得完全靠自己，搞定出国留学的经济担保。据说，他们后来到美国，也曾与这两位美国老师见过面，但对方并没有回请他们吃饭，仅仅请他们喝过一次咖啡。

    谈到中国人的“重洋”，我也有一段亲耳所闻的故事，但时间更近。我有一个华裔朋友，在伦敦某著名大学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近几年，他经常去中国讲学，有时还会带上他的英国白人博士研究生兼助手一块儿去中国。在中国某些大学讲学时，他曾有过几次令他啼笑皆非的遭遇：不知内情的会场工作人员往往想当然地把他的白人助手当作系主任请到主席台上，而把他当作助手留在台下；而当校方宴请他们吃饭时，不明就里的餐厅服务人员也往往对他的白人助手左鞠躬、右哈腰，殷勤有加，百般奉承，对他则淡然漠然，熟视无睹。谈到这里时，他苦笑着对我说：“我倒不介意他们把我当成助手，但即使我是华裔助手，他们也应该与白人教授一样热情地接待，都是远方来的客人嘛，本应该不分肤色，不论职位，一视同仁。”

    谈到中国人的“崇名”，尤其是崇拜政坛名人，那例子就更多了。这里不妨引述中国媒体人白烁署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国人对‘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强，无论是开学术研讨会，还是举行什么大型活动，都首先看‘有什么名人来'，媒体追逐的也是名人而非其观点和新的贡献。这正好成为商家可资利用的东西，布莱尔是名人，请他来演讲比他讲什么更重要，房地产商花大价钱做广告，让东莞市顶级别墅楼盘‘锦绣山河'一同随布莱尔到访而扬名。媒体也一样，报道布莱尔到访比报道他《从伟大到卓越》的演讲内容要积极得多。”

    其实，“好客”、“崇名”、“重洋”这些倾向，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西方人也对外国人好奇，也会款待客人，也会晕眩于名人光环之中，但这些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体现，往往夸大、突出得不成比例。

    还是用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来说明这种“不成比例”吧。我过去和如今在中国采访时，经常看到中方接待外国代表团时大摆宴席、山珍海味、酒盏交错的场景，也经常看到中方赠送“外宾”豪华礼物、珍稀礼品的场面，但我很少亲眼目睹过西方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全过程，最近有幸见过一次，让我大开眼界。

    那次经历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英国一家著名的商业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接待中国一个大都市的市级**高层代表团，双方洽谈重大合作事宜，但东道主招待对方的饭菜却非常普通，典型的西式三道菜吃法，做工精致，但只有三道，而且每道的量也不大。洽谈结束后，中方负责人郑重地赠送东道主非常豪华贵重的礼物：金币、玉雕、彩轴、以及每人一条高级领带，东道主则还赠对方每人一把普通的雨伞，只不过雨伞的号码略大一点儿而已。当时，我曾真真切切地捕捉到了中方代表团某些成员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混合着惊讶和失望的表情……

    再回到布莱尔东莞演说“一字千金”的新闻。据报载，布莱尔此行的收获其实不止那笔50万美金的“演说费”。据《广州日报》报道：布莱尔在东莞逗留期间，“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向托尼·布莱尔赠送了象征着东莞市市花的金制玉兰花，广东光大企业集团也向布莱尔赠送了一幅大型画卷……据一位在‘锦绣山河'打工的工人透露，传闻‘老板'要将一栋价值3840万元的豪华别墅赠送给布莱尔。”

    中国人如此热情，如此好客，如此慷慨，难怪那些因“人走茶凉”而倍感世态炎凉的西方下台政客纷纷涌往中国。

    布莱尔“一字”不值“千金”

    据说，这次为布莱尔支付天价演说费的是一家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似乎未涉公款，而且这家房地产公司其实有着“拉大旗作虎皮”的精明的商业算计（而且是“洋虎皮”），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我们姑且把这笔天价演说费看成是类似广告宣传活动的私营公司商业运作，那也有着一个“成本vs.效果”的合算不合算的商业评估。从目前中英两国舆论的评判来看，这笔交易大概谈不上“合算”。

    例如，在英国的“泰晤士报网”上，一位署名保罗·阿莫里（Paul Amery）的英国读者站在英国纳税人的立场上，进行了这样一番“估算”：“我住在伦敦，就在布莱尔新住宅附近，他家前门和后门有几个拿着机关枪的警察，他们的手就放在机关枪扳机上，这些警察的工资和费用都是由我和像我一样的纳税人来支付的。既然布莱尔下台后通过环球演讲挣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把这些纳税人养着的警察撤下来，由布莱尔自己花钱聘用私人保镖？”

    在这位英国网民看来，中国公司为布莱尔支付的天价演说费，也许能为像他这样的英国纳税人省点儿雇警察的钱。

    再如，在中国报纸《中国青年报》上，一位署名“邓清波”的中国媒体人撰文，如此“估算”50万美元天价演说费的经济效益：“如果地方政商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不过是想请布先生讲几句地方官员自己都会讲的话，听几句客套之词，窃以为这并不能体现‘物有所值'。”

在邓清波看来，布莱尔的演说毫无新意，不过是英国式的“大话、空话、套话”，根本不值“一字千金”。

     好客，绝对是一个民族值得自豪的优良素质，我写此文绝对没有讥讽这种淳朴民风之意，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如果中国人“好客”，其慷慨豪爽的程度，大到了把普天之下所有失意政客都吸引到中国捞钱以“贴补一下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地步，那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